◎ 陈士强

　《佛学研究十八篇》的特点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内容叙及：佛教的产生；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的护法事迹；印度境内佛教宗派的分布情况；中印之间的交通；佛教东渐的路线；西域来华的译僧；西行求法的古德；佛教输入中国的年代和地点；汉明求法说、《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传说和经典的辨伪；中国佛教的兴衰沿革；佛经翻译的演进；佛教经录的地位；汉唐高僧的著述；玄奘的行历年谱；《四阿含》、《大毗婆沙》、《异部宗轮论述记》等经典的梗概，等等。其中有不少见解与论述，至今仍不失其精深，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如：

　　1、关于佛经的成立

　梁启超提出“四个观念”：一、佛经并不是佛在世时就有的，无论是哪一乘哪一派的佛经，都是佛入灭以后佛弟子追述而成的。其中，最初编成的在佛灭数月之间；最晚编成的在佛灭五百年以后。二、佛经的追述，有团体公开结集和个人私著两种方式，前者有确切的时间可考，后者则无从确考。三、佛经的流通，分为单行本和丛书两种形式，现存的十多部大经(指《阿含》、《般若》等均是丛书。而这种丛书，有的是在确定的时间内编纂而成的，有的是经历若干年的增补附益才告完成的。四、佛经最初皆无写本，全靠记诵而得以流传。写本大约产生于佛灭数百年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才逐渐写录成各国文字。简略地说，佛经都是翻译文学(见《说〈四阿含〉》)。

　2、关于研究《阿含经》的必要性

　 梁启超认为，我国自隋唐以后，学佛者以谈小乘为耻，《阿含经》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已有一千年了。但是，“真欲治佛学者，宜有事于《阿含》”，也就是说，真正想研究佛学的，应当从《阿含经》入手。其原因有六：第一，《阿含经》是最早形成的经典，采用公开结集的形式产生，最为可信。虽然不能说佛的教说(“佛说”)已经全部收集于《阿含经》之中，但《阿含经》作为佛的教说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则是无庸置疑的。第二，佛经的大部分都是文学作品，《阿含经》虽然也不免有文学的成份，但与其他晚出的佛经相比较少，比较接近于朴实说理的性质。因此，虽然不能说《阿含经》的一字一句都是佛说，但它所含的佛语的份量多而且纯，则是其他佛经所不能及的。第三，《阿含经》的体裁实际上是言行录，与《论语》的性质大致相同，要想体验佛的现实的人格，舍此没有别的途径可寻。第四，佛教的根本教理，如四谛、十二因缘、五蕴皆空、业感轮回、四念处、八正道等，在《阿含经》中均有详细的说明，假如连这些概念也弄不明白，那么，读大乘的经论，更无从索解。第五，《阿含经》非但与大乘经不相冲突，而且它本身就蕴含了不少大乘教义，不能因为它偏于小乘而轻率地加以吐弃。第六，《阿含经》叙及当时社会的事情最多，读后可以了知佛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应机施化的良苦用心。异国异时代的人，怎样才能受用佛学，于中可以受启自觉(见《说〈四阿含〉》)。

　3、关于西行求法的路线

　梁启超综合佛教史传上的记载，归纳为六条。一、“海路”。从广州、安南、青岛等地出发，乘船渡海，经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师子(今斯里兰卡)等国，抵达印度。二、“西域渴槃陀路”。经西域的疏勒，或子合，或莎车，在渴槃陀(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进入迦湿弥罗(又称“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三、“西域于阗、罽宾路”。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而入罽宾。四、“西域天山北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经撒马罕而入阿富汗。五、“吐蕃、尼波罗路”。从青海入西藏，经尼波罗(今廓尔喀)而入印度。六、“滇缅路”。从云南出发，经缅甸而到达印度(见《中国印度之交通》)。

　4、关于东汉至北宋佛经翻译事业的进化

　 梁启超勾勒了以下的轨迹：一、“以译本论”。起初多凭西域僧人的谙诵传译，后来发展到必求梵文原本。同是原本，起初仅译小品(篇幅小的经典或章节)，后来才广译大经(卷帙多的经典)。同是大经，起初只是将其中的某些篇章，各自译出抄行，到后来才通译全书，首尾完备。二、“以译人论”。起初仅局限于西域来华的一些僧人，和不出名的个别居士，后来则基本上都是本国西行求法归来的鸿哲，和印度来华的大师。三、“以译法论”。起初大多是一人传语、一人笔受；后来则发展到主译者必是梵汉两通之人，而且辅以专门的口译、笔受、证义、勘文，每句译文需经四五人之手，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勒为定本。四、“以译事规模论”。起初为私人性质，仅一二人，相约对译；后来则为国家性质，由朝廷出面组建译场，广罗俊才，进行翻译。五、“以宗派论”。起初译的是小乘经典，后来译出的是大乘经典。六、“以书籍种类论”。起初只译出经，后来才广译律、论、传记，乃至外道的经典(见《佛典之翻译》)。

　 5、关于佛家经录的特质

　梁启超认为，它比古代一般图书目录优胜的地方有五处：一、“历史观念甚发达”。每一部经典的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辨别真伪极严”。凡是可疑的经典，均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比较甚审”。凡是同一部经典，有同时或先后翻译的不同本子的，均详细地予以罗列，校勘它们之间的异同得失。如果属于从一部丛书中抽出一二种，或从一部经典中抽出一二篇加以翻译，然后别题书名抄行的，都一一注明出处，使读者免生困惑。四、“搜采遗逸甚勤”。即使是已经散佚的经典，也必存其目，以利日后的搜寻。使读者能根据经录的记载，知道它的亡佚年代。五、“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经典性质分。在按经典的性质区分的目录中，有的按经典的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有的按经典的形式分，如分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在同一经录中，各种分类法并用，一部经典依照不同的类别交错互见，乃至十多处，给读者带来了种种查检的便利(见《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此外，梁启超为《佛学研究十八篇》制作的各种图表，如《第七世纪(佛灭后千二百年)印度诸国教势分布表》(见《印度佛教概观》)、《西行求法古德表》(见《中国印度之交通》)等，也为学者进行专题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