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100万条蚯蚓什么意思

1、南京毗卢寺，位于南京市汉府街4号，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因寺中供养毗卢遮那佛，初名毗卢庵。原一小庵，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后有僧量宏创一佛殿。清同年间，曾国荃游南岳衡山齐公岩，与海峰法师有戏约“如我督两江，为您造庵。”海峰即立誓代他管理天下名山。海峰，江苏镇江人，客居湖南。清光绪十年（1884年，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招海峰至南京择地造寺，经与量宏商量，在原毗卢庵址建寺。湘军诸将捐巨资建大雄宝殿、万佛楼和藏经楼等，将原毗卢奄旧址周边扩大，东至清西河，西至大悲巷，北至太平桥，南至汉府街，遂改庵为毗卢寺，为南京第一大寺，方丈海峰，屈十方传法系寺庙。海峰下有方丈寄禅、芳田。光绪二十八年后有方丈显文（字印魁）、舣波、古昙、广明等。光绪中叶至宣统初年，印魁显文祖住持开展禅学研究。宣统元年，请谛闲大师来寺主讲天台宗教义。民国元年，方丈瑞生，传天台宗。同年，太虚在毗卢寺筹办中国佛教协进会（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大会），从事讲学和教务活动。民国8年，瑞生举行圆通大戒,受戒弟子中有比丘90人，比丘尼30人，男居士18人，女居士29人。同年，瑞生圆寂，由观同、务道相继任方丈。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万佛楼、藏经楼、毗

2、毗卢寺现任住持：传义法师卢殿、塔院、法堂、斋堂等。万佛楼供奉鎏金铜佛像3000尊，高约10厘米，楼中还造有药师塔，楼顶有观音“三十二应身彩塑像”。民国20年4月，中国佛教会会址由上海迁往南京毗卢寺，由太虚、仁山、王一亭、谢铸陈等常委主持会务。民国28年，寺僧务道于寺内创办毗卢佛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寇占领，中国佛教会迁往陪都重庆，汪伪傀儡政府警卫处通讯队在住此，1941年，日本人赠送桧木雕11面观音像1尊，高11米，把原禅堂扩建，后墙加高，改名观音楼，供奉东来观音大士，由栖霞寺僧大本至日本迎请，桧木产自台湾阿里山。1945年春，毗卢寺传授三堂大戒，峻岭任方丈兼得戒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佛教会和中华佛学研究会，由陪都重庆迁回南京毗卢寺，太虚住会办会。民国35年4月28日，太

3、虚在毗卢寺召开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同年9月，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由南京卧佛寺迁至毗卢寺，常务理事长太虚和总干事长卫立民住会办公。同年，由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理事、佛教居士、民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长卫立民，南京市名中医张简斋、隋翰英、施今墨、时逸人、药材公司王九香等20余人发起筹建首都中医院于南京毗卢寺，方丈峻岭和退居老和尚务道协商，捐地两亩，不久在毗卢寺成立董事会，公推于佑任为董事长，焦易堂等为董事。民国36年5月26日，在南京毗卢寺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推举章嘉活佛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江都雪嵩法师任秘书长。民国37年，首都中医院正式在南京毗卢寺召开成立大会。由施今墨负责医药业务，张筒斋、隋翰英、施今墨、时逸人到院应诊，并举办了中医进修班，招收学员数十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民国时期，毗卢寺为南京名刹之一。

4、1949年4月27日，方丈峻岭离任赴上海，由映澈法师继任。1950年，首都中医院由南京市卫生局接管，原地址归居民区使用。1955年中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陪缅甸吴奴总理来毗卢寺参观、访问、拜佛。1956年，接待世界佛教代表团。19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僧众被赶出庙门，房屋殿堂被江苏无线电厂占用，万佛楼3000鎏金铜佛全部散失，11面观音桧木雕像被拆毁送南京工艺雕刻厂另作它用。1998年，长发集团出巨资将江苏无线电厂迁走。同年10月13日，西半部殿堂交传义等僧众管理，恢复正常宗教活动，东半部地址由长发集团开发利用。

5、雨花台位于南京长干里之内的中华门城堡南，是一座松柏环抱的秀丽山岗。最高处约百米，顶呈平台状,为城南制高点，周边长约5公里,总面积153公顷。雨花台是革命烈士殉难处，在这里遇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有近10万人。这里有气势宏伟、全国最大的烈士纪念建筑群。这里还有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有郁郁葱葱的生态山林、四季应时的花草以及中外闻名的雨花石、雨花茶等。如今，雨花台已建成为全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包括名胜古迹区、烈士陵园区、雨花石文化区、雨花茶文化区、游乐活动区及生态密林区。除此之外，雨花台还与南京古代的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点活动地和译著中心之一。

6、佛教文化绵延千年，南京的佛教地位很高，随着长干寺地宫七宝阿育王塔的惊艳现身,南京在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再度受到世人关注。说起南京的佛教文化，可追溯到东吴时期。而江南最早的佛寺“建初寺”大约就建在今天的中华门内镇淮桥一带；南京最早的尼寺铁索罗寺也在雨花台，建于东晋。据有关资料记载：南京有江南地区最早（东吴）的一批佛经翻译中心，是中国最早的密宗经典译成地；这里诞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南京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唯一“皇帝菩萨”梁代皇帝萧衍；这里有近代以来中国最著名的佛典印刷中心“金陵刻经处”。在佛教最发达的东晋南北朝，首都建康海内外僧人络绎不绝，城区郊野梵刹多达700多所，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唐代诗人杜牧有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盛景。

7、尤其是城南雨花台（三国东吴时称石子岗）一带，寺庙成林。雨花台附近不仅有建初寺、瓦宫寺等，还有建于晋永嘉年间的高座寺。高座寺初名甘露寺。西天竺帛尸梨蜜多罗于此说法。他又称高座道人、高座法师，因名高座寺。梁初，宝志禅师任住持。相传，梁武帝时，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讲经说法，僧侣500余人趺坐聆听《法华经》，讲得精彩，听得入神，数日不散，说到精妙处，感动了佛祖，天上落花如雨，落地为石，所在岗地遂称雨花台。

8、雨花阁内现存一尊讲经石座，四周散缀99粒雨花石，营造出云光法师讲经讲得天花乱坠的场景。讲经石座后墙上，还悬挂着30米长的《法显和尚西天取经画卷》，描述的是比唐僧西天取经还早约300年的法显和尚到西天（锡兰）取经，在雨花台译经的全过程。

9、佛教从东汉明帝年间白马东来，至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数以千计的西域、天竺高僧陆续来到中国传法，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全国各地广修佛寺，佛教徒迅速增多。法显高僧就生活在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这个历史时期。

10、法显（约337~约422），山西长治人。三岁出家，十二岁剃度为僧。东晋隆安三年，法显深感佛经的翻译远远赶不上佛教的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戒律经典缺乏。为了解决佛教经书的混乱状况，他毅然西赴天竺，求取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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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年春天，法显偕慧景、道整等四人，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次年，他们到了（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宝云等五人，后又加进慧达，组成11人的巡礼团。出了河西走廊向西及至塔克拉玛大沙漠时，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的四位同行者先后殒命。晋元兴三年，他们到达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袛洹精舍。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城。他们在天竺学习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袛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袛阿毗昙》等佛教经典。义熙八年，法显乘船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前后凡14年，游历30余国，带回众多梵本佛经，全国佛教界为之惊叹。

2、法显回国后到了建康。当时的后秦正遭到（胡夏）匈奴的猛攻，中国北方处于混战之中。另外，5世纪初中国佛教的重心已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南朝首都建康之佛教日益发达，僧侣众多，梵刹林立，佛经翻译事业昌盛，为国家重要译经中心。法显被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佛学家慧远大师派人接到建康，并亲自在道场寺（今雨花台内东南角）带领当时在那里研究佛经的130名高僧，为法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这年，法显已经70多岁了。他不顾跋山涉水的艰辛劳累，立即投入讲学、译经活动。两年后，就写成了旅行记《法显传》（亦称《佛国记》），将他出国游历所见的山川动物、社会民情，包括往返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气象、海况和航海日程全记载下来。它是中国最早的航海记录，也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还详尽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被佛教徒作为典籍引用。

3、法显在南京雨花台道场寺用5年时间将自己从印度访求到的经过千难万险带回中国的6部24卷达一百多万字的佛教经典，全部译为中文，填补了中国佛教经典的一大空白。法显的贡献可谓名垂千古矣。

4、道场寺位于雨花台东南角方向，是当时的佛经翻译中心，寺内专职翻译僧人达100多位，包括西域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高僧宝云等。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能一边看梵文本的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经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可惜的是道场寺后来毁于南朝齐梁兵燹，未再复建。

5、南京雨花台与佛教文化的这一段故事鲜为人知，这里不仅仅是烈士陵园、风景区，更是一处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佛教胜地。

6、大菩文化江苏讯6月20日，“第三届水西佛教文化论坛：水西佛教文化研究所揭牌仪式暨区域佛教研究学术研讨会”于南京大学闭幕。

7、安徽省宣城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局长郭梅香，安徽省泾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局长陈学新，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教授邱高兴，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教授陈坚，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水西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维中，水西书院院长宗行法师以及专家学者出席闭幕式。

8、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来自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安徽省市县各级统战部门、民宗局等单位的领导和安徽佛教界人士，围绕着“

9、”主题，分安徽佛教研究、禅宗专题研究、江浙佛教研究三个场次进行论文发表和研讨。

10、本次论坛收到的学术论文均与区域佛教研究直接相关，其中有30篇涉及安徽地区，27篇涉及江浙等地区。研究对象和内容涵盖佛教人物生平与思想、宗教派系传承与发展、士大夫与佛教关系、特定区域内佛教活动、佛教与诗歌文学艺术等多个面向。研究材料形式多样，研究方法和视域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