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眼鸟放生能存活吗,索达吉堪布:放不下眼下的生活,这样学佛最终能如愿吗

更新时间:2023-08-11 00:17作者:创始人

一、长寿龟可以放生吗1、问:有些人虽相信佛法,但还是放不下眼下的生活,学佛的安排也一推再推。这样最终能如愿吗?2、索达吉堪布答:我们虽然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丰衣足食,生活顺缘圆满具足,没有人与非人制造的损害违缘。在这种条件下,很多人会生懈怠念头:“现在放逸一点无所谓,以后再精进也不为迟,反正自己无病无灾,时间还长着呢!”这种想法只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3、人生的挫折违缘,随时都会出现,它不会在事前通知你,往往是自己没有想到时,突然出现,像平静的湖面陡然掀起了巨浪。人寿无常如同水泡、风中灯,刹那之间就会消逝。《涅槃经》中说:人命如过山水,一刻也不会停留。4、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房客,死主随时都有可能通知自己从身体这个房间里搬走,所以自己应随时随地做好准备,不然到时惊慌失措,唯有随业风飘荡受苦。5、那年2012年明一大和尚一个人来到法眼寺,真的可谓是孤军奋战。一切都从零开始的勇往直前,然而老和尚又不让师父从黄梅四祖寺带人前来,而且经济上也全靠法眼寺的大功德主。所以,他发展起来真的是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戒律的生活了。所以那一年从来没有诵过戒。6、随着日月如梭时光飞逝来到了2013年:明一大和尚收的几个徒弟在少林寺受完三坛大戒回来后,再加上法眼寺的一些硬件设施改善。所以就有机会重新过上戒律的生活,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带领弟子们把法眼寺的界相确定下来了,可有地方诵戒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曾经告诉我们当他去四祖寺做到这样也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啊。7、起初师父带着在寺院里面的几个比丘,按照戒律的仪规进行了结大界。因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非常难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法堂念完经之后,为了慎重起见端着香盘绕大界走了一圈。这虽然不是仪规里面严格要求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基本上把大界绕了一圈。8、大家端着香盘,搭着衣绕寺院的大界走一圈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火辣辣的天,正考验刚刚受完戒的比丘们呢:即时这样大家还是全副武装地穿那么多的衣服,前面的人还要端着香盘,走起路来实在很不方便。大家又要注意自己的威仪,要走的队形整齐,所以这一圈下来大家都不轻松。9、师父尚在绕完圈后回到法堂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再地叫前面端香盘的人慢一些。年轻真好,呵呵那时候我(释耀道)有些顽皮。端着香盘还能健步如飞。那还有心思顾忌他人这火辣辣的天像是要把我们烤熟咯。10、这一圈在师父的带领下不但把大界相给明确了,还把几个后来准备羯摩的净地也明确了。所以,回法堂进行完三番四白的大界相羯摩完毕之后,还把将来做净地的几个地方羯摩明确。这样就给我们将来的戒律生活打下了一个基础,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地进行一些戒律的作法活动。二、给乌龟放生放在哪个河道里比较适合1、因为戒律的前提是有一个范围做基础的,界相的确定就确定了这个范围的问题。一切的戒律生活就是在这个界相的范围里面进行,所以结这个大界相十分重要。这也决定了我们以后的戒律生活范围,同时明确了羯摩的范围和有效性。这就像我们写文章中的时间地方内容的确定一样。2、第二天,我们进行了诵戒,按照戒律的仪规我们诵了比丘戒。尽管我们现在比丘的数量达不到二十众,但是我们算是在这个小范围内容过上了戒律的生活。使得出家众的生活有所依持,尤其是戒律上的一些作持有了根据。同时把共住规约的确定提到了工作日程表上来了。
3、虽然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法眼寺来说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因为法眼寺从被毁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直到最近才把寺院重新建设起来。这个时间过程将近过了一个世纪之长,从戒律的精神来说,也就是意味着近百年来这里没有人诵过戒了。4、所以,在师父带领下这次如法如律地进行诵戒是法眼寺近百年来的第一次。这标志着法眼寺的正式恢复和新发展的开始。因为出家人的戒律问题非常重要,这是佛教的命脉所在,是佛佛法住世的象征。没有了戒律,我们出家人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了威仪,没有了依靠,没有……5、而目前我们出家人之所以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我们出家人的戒律生活没有过好。没有好好地坚持按照戒律精神来生活,被社会上的假出家人赚了空子,使我们的社会地位一再地堕落。如果每一个出家人都想弘一法师一样严格坚持过戒律的生活,那么我们的佛法就会兴盛,我们出家人就会受到社会的尊重,我们出家人的……6、“极乐世界到底存在吗”我曾经也这样问过自己,佛经里也有很多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和故事,而且无论藏地和汉地都能看到很多描绘极乐世界的图画和唐卡,这些图画和唐卡惟妙惟肖、精彩绝伦,可是大家都认为这些都只是图画描绘出来的世界,几乎没有人认为真有这样的实际存在的极乐世界。后来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才相信了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存在的。那是1988年,我在藏地看到一篇关于北京故宫的图片和简单的文字介绍,这个图片就象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惟妙惟肖,精彩绝伦,当时我和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图片只是图画描绘的北京故宫,根本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雄伟高大、富丽堂皇的宫殿,简直就把它当成神话故事中才有的宫殿了。7、2002年我具备了到达北京的条件来到北京,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我就请求朋友带我去故宫,我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象神话中的宫殿一样的故宫,朋友带我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前,我看到了高大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高楼大厦,但是我没有见到图片上的那个宫殿,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叫“故宫”的宫殿,我问朋友到底有没有一个叫故宫的宫殿存在,朋友说,当然有了,说着带我朝天安门城楼走去,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城墙中门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神话中的那个宫殿,但是朋友说要进入故宫里面是有是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要买门票,于是我们每人花了80元购买了门票,进入了以前认为神话中才有的宫殿——故宫里。我们在故宫里转了一整天,拍了很多照片,我彻底的相信了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个故宫。这件事情之后,我也真的相信了世界上真有极乐世界的存在。后来我回到家乡,给我寺庙的僧人和老百姓讲故宫是真的存在的,他们都不相信,我就拿出照片给他们看,可是还是出现了三种反应,一些人就相信了故宫的存在;一些人半信半疑;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故宫的存在,而且说这些照片只是利用图片处理技术人为制作出来的。8、那时候我就懂了一个道理:不能怪那些人,有些人是眼见为实的,有些人是耳听为准的,还有些人是亲自触摸到才会相信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也不能责怪他们,对于藏族人来说,亲自看到故宫需要具备三个条件:足够的金钱;知道运用到达北京的交通工具;自己能够和说汉语的人沟通或者有能够沟通汉语的人带领。这样具备了三个条件才能见到神话般的故宫的。同样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有三个条件:具足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学会发出走向极乐世界的智慧和慈悲之心;一心不乱的的念佛祈祷以及能够和阿弥陀佛相应的沟通。满足了这样三个条件才能真的去到西方极乐世界。9、“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盛行于中国内地,西藏亦然,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放生现象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所谓“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当然功德倍增,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史不绝书。放生的依据主要出自于两部经书,一部是《梵网菩萨戒经》,另一部是《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前者是放生的理论根据,后者是开设放生池的依据。其它大乘经如《六度集经》卷三,有赎虌的放生记载,而另外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记》卷九,也讲到雁塔的故事(圣严法师,。简言之,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也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戒杀仅是止恶,是消极的善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因此在中国,从北齐萧梁以来,便提倡断肉食、不杀生;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从朝廷以至民间,由僧众而至俗人,都以素食为尚。而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而从中央以至地方,或者为了祈雨禳灾,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而放生现象整个深入基层民间的生活并和社会产生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则是在明末清初的时期才得以开展起来,当然这是与一些知名的佛教人物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分不开的;如明末莲池大师云栖祩宏就是历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积极的一位,分别创作了《放生仪》及《戒杀放生文》使得大众在放生时对所用仪式有所依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放生行为作为一种流俗的社会风尚开始呈现商业化的倾向,其“为故而捉、放生即送死”、“放生先以伤生,戒杀还滋误杀”等矛盾当时即备受诟病。10、改革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宗教政策日益宽松以及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宗教活动在宗教场所和民间不断复苏,近年来则有更加活跃之势。在此背景下,放生行为这一传统宗教活动也日益恢复和增长,并重新成为当下流行的一种社会风俗。并且演变为一种社会流俗的放生行为在做法上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大型化、商业化、专业化的筹组企划,而非佛教中原先所指的随缘性的放生,这种建立于单一放生目标(即是所谓的积“功德”)上的行为也连带的促成了因大量放生而起的动物与物种需求;并进而引发了许多的商机存在,导致放生行为偏差为一种商业化行为(陈玉峰,。最终的结果就是庙方、信徒、猎人三者形成一个企业化的组织架构,将动物商品化,并将放生行为操作化成一种标准化的程序,商业化的放生行为也成为放生文化在当下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异化生存状态。此类放生行为的重要特征在于非常注重放生行为的形式以及由此所积“功德”的质与量,而较忽视佛教放生教义不限时间、地点、场合,随时遇到随时起悲悯心而行放生,以“平等行慈故,普及一切”、“不起差别心”的忘相放生。具体说来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放生的物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乌龟成为放生者比较嗜好的选择,在放生者看来“龟乃四灵之一,放生乌龟的功效远大于放生鸟类”。因此,放生转变为目的论,是为求消业障、积功德,放生者大多相信放生的功德可以生命的条数计算,放得愈多,功德愈大;但却对放生行为所造的生物的死亡以及生态的失衡完全置之度外。二,放生者动机更多的倾向于消除业障碍,出现类似中古欧洲教廷之“赎罪券”倾向。因而放生信徒中有很多商人、建筑商、医生等,其放生行为往往基于某种良心不安或赎罪心态而事之。三,只在乎放生行为的抽象意义,而忽略生物实际生命之残害等系列问题。对放生过程中的捉、放、折损等问题,则以“动物之生死为其因果机缘,为我所不能控制”为理由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