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涛法师：佛经故事选集·菩萨与罗汉的故事1.大慈大悲观音菩萨

◎中国四大菩萨

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质。普陀山观世音菩萨代表佛教的慈悲（爱心），九华山地藏菩萨代表大愿（孝道），五台山文殊菩萨代表大智（理性），峨嵋山普贤菩萨代表大行（落实），所以这四位菩萨在中国佛界的地位非常崇高，纵然不是在这四大名山，一般比较大的道场也都会供奉这四大菩萨。

1.大慈大悲观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不单是佛教徒，就连一般人也都知道，在一般民间信仰中也是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受欢迎的一位菩萨。

在中国唐朝时候，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略去「世」字而简称观音菩萨，相沿成习，所以现在世人多称观音菩萨。唐朝以后，观音菩萨多被塑画成女性形像，就像一位慈母一样，以此来表现观音菩萨的慈悲。希望用母性的大爱，来表达菩萨对一切众生若赤子的慈悲。所以，菩萨本无男女相的分别，而是为了度化众生，因此在很多观音菩萨的感应故事里，菩萨大多以女身示现，这是众生对无私之爱祈求的感应，是观音菩萨慈爱的象征，也是菩萨形像多是女众的原因。

观音菩萨慈悲心重，真正是不忍众生苦，时刻不忘为众生拔除痛苦而施予安乐，经上说：「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众生多苦，所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众苦交煎，正希求一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辅助与指导，而菩萨悲智双运，所谓「三十二应周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观音菩萨以其平等、普遍、广博的爱心，赢得了「户户观世音」的信仰与尊敬。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中，以耳根圆通而被文殊菩萨称赞为二十五圆通中第一圆通，因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特别敏略，容易藉由听闻佛法或是梵呗唱诵而起信。

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观音菩萨是善财童子所参访的第二十位善知识，善财到补怛洛迦山菩萨住处，观音菩萨为他解说「大悲行法门」。

而《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则是叙述菩萨观世音度化众生种种苦难，随时随处，应以何身而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予以救济。凡是遇到危难的人，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菩萨便会实时观其音声前往解救。

中国民间根据《华严经》「五十三参」中，善财童子到补怛洛迦山观世音菩萨住处参访菩萨的说法，结合菩萨在浙江定海县东舟山群岛的诸多感应事迹，认定这里就是观音菩萨在中国的住处，名之为普陀山。沿袭下来，普陀山便成了信众朝拜观世音菩萨的圣地。

根据同样的典故，而有了「童子拜观音」的形像。又有人把善财童子与《法华经》中的龙女，共同做为观音菩萨的左右胁侍。现在我们最常见到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千手代表神通，千眼代表智慧，表示菩萨眼到手到，有能力随时随处应众生之所感而前往救助。

观音菩萨的慈悲，是真诚理性的爱心，等视一切众生如自己的儿女，以爱心呵护之，以智慧调教之，是悲智双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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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忧思

──“庙产兴学”百年祭

王雷泉

1898年3月，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抛出《劝学篇》奏折，揭开了中国政教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庙产兴学”的序幕。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下，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于是办洋务，开工矿，派留学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有头脑者，却开出了一剂急功近利的“庙产兴学”药方，欲取宗教教团之产业，以充国民教育之经费。不管是出于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混水摸鱼的险恶用心，庙产，似乎成了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满清覆灭以后，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依然延续了清朝对佛教歧视、箝制的宗教政策，无视佛教的宗教主体性和社会地位，掀起与僧争利的汹涌狂潮。(详见笔者《对中国近代两次庙产兴学风潮的反思》，《法音》1994.12)。

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中国既然打开国门，走上近代化道路，就必然要因应世界性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潮流。现在看来，上个世纪之交发生的这股风潮，是二千年来政(儒)教合一体制的回光返照，它宣告了佛教匍伏于封建王权和儒教之下苟安局面的结束，从而从反面推动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虽起因于保护庙产，毕竟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一任会长，湖南籍的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也是在与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交涉保护庙产时，于1912年11月10日客死北京法源寺，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位为佛教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庙产兴学”虽然不再有人提起，但它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到各行各业藉佛敛财的行径，各种变种层出不穷。个别书生的微弱呼声，未必能挡住由偏见和贪欲驱动的共业之轮。以下所发的些许议论，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

忧思之一：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光注重世俗层面的招商开厂，而不注重超越的宗教精神，能否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上个世纪之交，杨仁山居士针对“庙产兴学”风潮，撰下著名的《支那佛教振兴策》，综观东西各国大势，对清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中国现在正进入市场经济阶段，经济秩序和价值规范正在重组之中。瑞士宗教哲学家汉斯·孔1987年访问中国时曾作《基督教向何处去》的学术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重新发现宗教的过程中”，一旦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伴有宗教冷漠麻痹，如果纯粹的物质至上主义开始统辖一切，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人生无意义感会加重，归属感会丧失，道德悲观主义会加强，失去精神寄托的感觉会漫延。”(《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231-232页)这种价值失范的世纪末后果，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此时此刻，杨仁山的警告依然具有划世纪的意义：“中国之有儒释道三教，犹西洋之有天主、耶稣、回回等教，东洋之有神道及儒佛二教。东西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国何独不然？！”

忧思之二：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在这个世纪之交，土豪劣绅勾结伪劣僧对庙产巧取豪夺，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此处所谓“庙产”，是指广义的作为佛教教团这一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有形的物质财产和无形的知识产权。对庙产的侵犯，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赤裸裸地索取、盘剥、掠夺佛教的房地产和物质财富，“庙产兴学”之所以荒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家国之耻，就是无视佛教教团的主体性，以国家或社会公益的名义，剥夺佛教教团的财产。第二、教外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打着佛教文化的旗号，谋取本集团的经济利益。第三、佛教内部的腐败分子，以种种名义侵吞十方公产，装入私囊。第一种情况，现在毕竟是少数，况且政治上的打压，只能激发佛教徒的护教热忱和敌忾心，也明显地触犯国家的宗教政策和今后出台的宗教法。第二、三种情况，现在越演越烈，如果我们不及时寻求对治之道，将会成为引发又一场法难的导火线。上个世纪之交提出“庙产兴学”的张之洞、邰爽秋之流，理由是佛教面临淘汰，僧徒多属无能，不妨把有形的庞大寺产，移作国民的兴学费用。此举虽然荒谬，毕竟还摆得出堂堂之阵，多少上得了台面。现在巧取豪夺庙产的衮衮诸公，用的多是弘扬佛教文化、让佛法适应现代社会之类意义模糊、似是而非的理由，看中的多是无形的佛教知识产权，攫取的多是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文革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佛教的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政经改革和文化重建过程中，下世纪佛教将会成为第一显教(理由请参见笔者所撰《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载《佛学研究》1995年年刊，此处不拟多论)。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庙产掠夺者，盗用的是释迦牟尼的品牌，占领的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

忧思之三：“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会否同样笼罩在佛教头上？二千五百年来，由释迦牟尼佛和中外无数高僧大德塑造的佛教品牌，是一笔无价的知识产权，这是属于十方佛教徒的无法估量的财富。正因为如此，饿鬼道上的诸多众生才会对庙产虎视眈眈，各种假冒伪劣的“佛教产品”才会肆无忌惮地涌现，败坏正统佛法的声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佛教主体软弱，附法外道就会占领本应属于佛教的思想空间。对现在的佛教教团来说，只要戒不振、禅不修，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道门，甚至成为大学师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广大教外知识分子来说，佛教教团主体性的建立，同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是一种唇亡齿寒、相依为命的关系。一个世纪以来，为抵御庙产兴学风潮而发展起来的近代佛教教育，主要限于教团的自我延续和更新。如杨仁山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所说，与其让教外各色人等染指寺产，“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但一个世纪下来，当我们的东邻日本已经有三十余所佛教大学，连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拥有或正在筹建七所佛教大学，而我们连一所佛教大学都不具备！可见，仅仅著眼于佛教内部，连佛教教育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著名学者章太炎与半僧半俗的苏曼殊可划入文化层圈。1907年，章太炎同苏曼殊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第一次从宗教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高度，敦请政府官员与废佛兴学的士大夫了解世界大势，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不要参与庙产兴学。同时，对统治者欺软怕硬的行径进行揭露：“诚使宗教当除，何以罗马、路得二宗(指天主教、新教)反应保护？昔宇文氏勒僧返俗，而黄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废灭沙门，亦应拨除景教。”他们在佛教、政治之外，所发出的第三种声音，虽然微弱，倒是开了政府、佛教界和学术界三方面力量互相制约、良性互动的先河。

孔子一生栖惶，屡发“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慨叹。老子看得透一点：“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孟子则抒发大丈夫的豪情：“予非好辩也，予不得已也。”辩而不行于世，则退而著书，让是非善恶留予后人评说，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模式。面对世纪之末触目所见的末法衰相，以上所述，无非是概括为如下四句：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白说还得说，为了不白说。

(刊于《佛教文化》，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