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期大量放生泥鳅的好处

1、菩萨在线上海讯2013年1月31日，上海玉佛禅寺举办“2013年迎新送春联活动”。每年的春节来临之际，上海玉佛禅寺都会集中举行一系列的迎新年慈善活动，与广大市民和信众喜迎新年。

2、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在春节前，家家户户总要贴上新的春联，以辞旧迎新，期冀度过和和睦睦的除夕之夜，迎来甜甜美美的新的一年。春节是我国特有的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贴春联也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春节迎新传统文化。在我国，春联的历史源远流长，它随着春节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

3、当天上午，上海玉佛禅寺法师来到老年服务中心为老人们题写春联。他们为老人们题写上百幅春联，既有“慈光普照大千界，吉祥遍满千万家”等佛教春联，也有“福、寿、招财进宝”等福贴。希望藉由春联祝福老人们蛇年吉祥，福寿双增。(现场记者：妙雨果信妙尘)

4、印祖故事离开普陀拟归隐，暂住上海校经书

5、印光大师面对佛教衰微、人伦崩坏、天灾人祸频繁，人民水深火热，悲心不忍，放弃潜修生涯，从民国七年(1918年)下普陀山到扬州藏经院刻印《安士全书》开始，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展开了十年的弘化事业，刻印流通各类佛经善书一百多种。与此同时，由于《印光法师文钞》的全国流通，向大师来信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到普陀山法雨寺或者上海太平寺拜访大师的人也越来越多。回信，接待来访，校对经书，大师是终日忙碌，终日劳累。

6、大师忙到什么程度呢？大师自己说：“从此印光之名，常刺人耳目，而从前之自在幸福，完全失之。此后函件日多，甚至月有百多封。且光一向不喜用人，而拆、写、封、贴，通归自办。况尚有人情往还，颇觉辛苦。”大师已经六十九岁高龄了，应酬日多，精神日减。长此以往，势必累死。则于人无益，于己有损。如何能再这样忙碌下去呢！因此，大师在1928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找一个交通不便、不为人知的地方隐居起来。大师给江易园居士的信中说：“光拟今年印书事告竣，明年将《普陀志》交代，则隐于不通邮局之所，以终余年。否则，终日为人忙，生死到来，手忙脚乱。将奈之何。”

7、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的时候，大师就计划好了，定于二月下旬下普陀山，往上海陈家浜太平寺，料理印书事。到六月仍回山，七月离开普陀山，不再回去。八九月把印书事务处理完，就长期隐居，以后永远不与一切人相往还交涉。大师准备去哪里隐居呢？计划是到香港。香港的黄筱炜等居士已经为大师建造好精舍，并且多次邀请大师到香港隐居。按照大师的想法，避居香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能够减少人事往还。

8、大师是如何跟黄筱炜居士结缘的呢？这缘起于黄居士等人组织哆哆佛学社，将《哆哆佛学社缘起》寄给大师鉴定。大师将校正后的缘起及念佛仪规寄回去，并问为何在念佛仪规中的观音、势至后，加一哆哆诃菩萨。黄居士回信详细报告哆哆诃菩萨假借黄赤松大仙的身份降临乩坛引导大家学佛，最后告诫大家不许扶乩的经历。其事与明代的觉明妙行菩萨临坛引导弟子学佛，然后禁止扶乩的事迹类似。大师回信开示：“哆哆菩萨所示，可谓真实之极。觉明妙行菩萨，与哆哆菩萨，如出一辙。足见扶乩之不可依据。菩萨行于非道，通达佛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即此可见一斑。哆哆菩萨既有大恩，实不可忘，然亦不宜加入念佛仪中。念佛仪，虽文殊、普贤、地藏、弥勒尚不加入，况其它乎。然此等菩萨，同摄清净大海众菩萨中。若加入哆哆菩萨，在本社固无所碍，然他处不知，反招疑议。但宜另供一处，朝夕礼拜即已。”

9、黄筱炜居士庆幸得遇善知识指导，所有因缘如哆哆菩萨所示无又知印光大师有隐居之意，所以发心建造精舍，准备迎接大师到香港。

10、得知印光大师准备长期隐居的消息，弟子辈多依依不舍。各处闻讯要迎请大师的有十多处。例如，福建周伯遒居士有意请大师到厦门居住，大师没有答应。周居士又请求大师临隐时赐一函，以为圭臬。大师回信开示说：“然则一部文钞，皆系闲言语乎。程子云，遵所闻，行所知，何必及门求吾哉。今谓只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此八句，若能依而行之，为圣为贤，了生脱死，皆有余裕。佛法要妙，唯在乎诚。汝能始终守之以诚，则更无可言矣。谈玄说妙，弄口头，求神通，宜置之东洋大海外，方可亲得实益耳。”这段开示概括了大师一生弘化的教义纲宗在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修行的秘诀在于“佛法要妙，唯在乎诚。”

二、杭州放生的鱼一般在哪里买

1、七月，大师离开普陀山，暂住上海太平寺，对江易园居士寄来的《三字镜》略加笔削，为李圆净居士编纂的《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作序。八月，撰《日诵经咒选录序》，为谛闲法师《普门品讲义》作序。九月，作《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莲宗正传跋》、《新编观音灵感录序》。

2、大师本来计划九月份隐居的，但是因缘到来，又暂时走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聂云台居士请前清翰林许止净居士编辑《历史感应统纪》脱稿，要刻印流通，而聂居士本人因病在庐山修养，所以请求大师来料理这本书的刻印流通事务。《历史感应统纪》这本书的缘起比较早了，民国十三年，江浙发生战争，魏梅荪居士发心摘录《迪吉录》中将士好杀不好杀的因果事迹，寄给印光大师，希望流通以劝诫军阀。大师以事迹太少，希望将《二十二史感应录》中的有关事迹都选编出来，但是魏居士年老力衰，力不从心，未能完成。而许止净居士编的《历史感应统纪》完整搜集了五千年正史中的因果事迹，对于挽回世道人心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大师觉得这本书满己夙愿，功在千秋，校对刻印义不容辞。大师说：“此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乃许止净于二十四史中採其感应事迹，加以评论，洵为劝善最有力之书。以其事皆属正史中事，彼邪见人不敢谓为虚构故也。”于是决定再呆几个月，把这本书校对刻印出来之后再走。而香港早已函电催促，大师决定明年正月当即前去。

3、从秋至冬三个月，排《历史感应统纪》三号字一部四本。同时因为学生喜看小字，所以又排四号字一部二本。德森法师任初校，印光大师任二校，夜以继日，十分辛苦。十月，三号字版出版，印两万部。十二月初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大师还抽空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净土法门(范古农居士记录)。到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四号字版《历史感应统纪》的校对工作也最终完成，可以付印了。大师本来可以去香港的，但是这时却病倒了。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弟子请大师至其家吃饭，大师因为不习惯坐汽车，出汗受了风。归来令雇黄包车，弟子不肯，令汽车开慢点，结果又出汗受了风，结果大师病了十多天，在病中渡过了春节。

4、[1]哆哆佛学社缘起：民国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为黄赤松大仙，看病极灵。有绝无生理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药，亦随便说一种不关紧之东西，即可痊愈。黄筱伟羡之，去学，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动。别人问之，令念金刚经若干遍再扶。依之行，遂亦甚灵。因常开示念佛法门，伟等即欲建念佛道场，云，尚须三年后办。三年后，彼等四五人来上海请经书，次年来皈依印光大师，遂立哆哆佛学社，以念佛章程寄来请大师鉴定。念佛后，观音势至后，加一哆哆诃菩萨。大师问，何得加此名号。黄居士遂叙其来历，谓前所云黄赤松大仙，后教修净土法门，至末后显本，谓是哆哆诃菩萨，且诫其永不许扶乩。

5、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6、上海佛学书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1929年(一说1930年)创办于上海。在此之前，虽有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和郑学川(出家后名妙空)在扬州设立的江北刻经处。此后又有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广州、福州等地相继建立的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1927年起，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还有欧阳竟无、吕澂等发起刻印《藏要》。但是，这些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大都采用木版刻印，而且除金陵刻经处外，规模都比较小。此外，一些出版机构，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有正书局和上海医学书局等，偶尔也出版一些用铅字排印的佛学典籍，但终究不是专门出版佛典的机构，因此其规模和影响，都远非上海佛学书局可比。另有弘化社，也校印经书，出版佛典，但规模较小，且一度曾迁至苏州报国寺营业，故在上海影响不大。只有上海佛学书局，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它在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7、上海佛学书局，系上海佛教居士王震(王一亭)、李证性(李经纬)等发起创办。先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设筹备处，正式成立后，初设局址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界路口，继又迁至胶州路愚园路。其创办缘起，据1932年10月发表的《上海佛学书局概况》一文称：由于“近百年来，世变日殷，风教日替，忧世之士咸以提倡佛教为补救之方，自清末杨仁山先生创刻经处于金陵，维扬、毗陵相继奋起，雕刻渐众。自是川、浙、湘、粤、北平等地，咸有流通之所。甚至国内各大书肆，亦常有佛学书籍之出版，是可见佛化运动已渐为国内学界所留意，而佛教蒸蒸日上之情形，尤令人生无限之欣慰也。虽然，吾人尚以为其间有一缺点焉，即各地佛经流通处，多因循旧习，其少新猷，印刷流通，各行其是，无伟大之规模，无精密之计划，无组织、无联络。求其容纳众流，包罗一切，集全国各处佛经于一地，合编辑、印刷、流通为一事者，不能不推本局为创始。”(《佛学半月刊》第四十期)根据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其所以要创办佛学书局，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佛教书刊编辑、印刷、流通三者合一的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书局成立之初，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了四大部：

8、“流通部。将我国各地出版之佛经及一切佛学书报，尽行罗致，陈列本局，使留心佛乘者，无辗转购求之劳。”

9、“出版部。将大藏教典，分别浅深，或依类编订，或择要单行，使初学之士，有循序入门之益。”

10、“翻印部。将藏外孤本、研究名着、学院讲义及中外佛典，或与翻刻，或为译印，使幽潜蒙表彰之功，他山获攻错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