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地铁里吃东西会被重罚
　　新加坡是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在不足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00万人，但第一次去新加坡的人却会感觉这里处处井然有序。新加坡地下交通发达，乘坐地铁出行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但地铁里丝毫没有因为人多而显得乱哄哄，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对地铁的严格管理，对违规行为罚款就是其中一项主要措施。
　　地铁是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因此新加坡对地铁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更加细致。在地铁通道的墙上和车厢里都贴着一些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果在地铁里吃东西、喝饮料，将面对高达500新币（1新币约合人民币5元）的罚款；吸烟会罚款1000新币；如果做了任何严重妨碍地铁正常行驶的事情，如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将被罚5000新币。此外，在地铁等公共场所随意乱扔垃圾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行为，因为新加坡常年炎热，乱丢垃圾不仅会产生臭味，还会滋生病菌和蟑螂等昆虫，很容易引起传染病。大力度罚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民众起到威慑作用，让大家都能紧绷遵守公共秩序，为他人着想这根弦。
　　尽管每个人都很自律地遵守规定，但前几天我还是不小心在地铁里被罚了一次，理由是“在地铁里待得太久”。那天我要办几件事，时间非常紧，就把两个朋友约在两条不同的地铁线见面。由于这两个地点相距很远，所以一不小心我就在地铁里待的时间超过了1小时。等到我办完事，想要出地铁时，发现自己的地铁卡刷不过去了。找到工作人员，他说在地铁待超过1小时要罚2元新币。当时我对这样的规定很费解，工作人员就耐心地解释说，因为您在地铁里停留的时间跟票面上的路程所需时间相比，超出了不少，我们认为这占用了公共资源。我一听觉得有道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地铁里肯定要拥挤不堪了，于是就老老实实地交出了超时罚款。
北宋高官杨杰居士往生极乐世界的故事

　　净土宗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论著——《净土十疑论》，此论有个序是杨杰居士所著。他是北宋时代安徽人，字次公，自号无为子。杨杰居士做过高官，参禅有悟，对净土又有信心，所以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影响甚大。

　　杨杰居士是少年登科（考上进士），很有才学。宋代的知识分子一般对佛教都很好乐，所以杨杰早年是好乐禅宗，参天衣义怀禅师。有一天他在泰山祭祀，在鸡初鸣之时，睹日出如盘涌，豁然大悟，蒙义怀禅师印可。

　　后来杨杰居士的母亲去世，他在家丁忧三年阅《大藏经》。读到净土经典时产生信心，绘丈六阿弥陀佛，随身观念，开始禅净双修。

　　这也代表着宋代文化的一种趋向，宋代自赵匡胤以来，有儒道释三家合流的趋势，在教内有禅净合流的趋势，这些在士大夫阶层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年《净土十疑论》刻版时，请杨杰作序，就是想以他的影响力来推动此论在教内外的流通（由此，我们也能够推测出智者大师在隋朝写的这部论，经过六七百年，到了北宋期间，还在广为流通。时至今日，净业行人也应深读此论）。

　　杨杰居士在临命终时也是很有把握，通过他临终说的一个偈，表明他成就往生了。偈曰：“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

　　这偈子的前两句“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有宗门下的那种境界——生，是虚幻的，没有留恋的必要；死，也是不真实的、空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舍的。

　　“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在宗门下是不立一尘、不建凡圣的。所以要说有一个求生净土的概念，它就有一个取舍，这个取舍在宗门下是不许可的，不许可就算它是错吧！将这个错，就这个错，也要指归西方极乐。

　　在这个世间，虽然说取舍都乖违了平等自性，但是我们众生的心意识一定离不开这样的取舍，所以将错就错，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会契证到无取无舍的本性。

　　杨杰居士说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说明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是很坚固的。

　　这跟苏东坡就有所不同了，苏东坡他也是很好乐禅宗，很有一点境界，对净土法门也曾经写过《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很有一点对净土的信向。

　　但是临命终时呢，门人弟子都劝他念佛，包括径山长老过来叫他念佛，然而苏东坡说净土不无（承认西方净土是有），但又指指自己心，说这里著不上力（正念很难保证）。

　　你说这里著不上力也情有可原，说明功夫不到，但是他还补了一句话，著力即差。又把宗门的这个东西用上了，著力即差，说完这句话他就断气了。

　　这说明苏东坡没有解决往生的问题，但杨杰成功了。当时有位荆王夫人，在一个梦境当中神识到极乐净土，就见到了杨杰在西方极乐世界莲华中的情景。

　　在这里做这种介绍，就是让我们有一种亲切感。杨杰居士现在已经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了，他所作的序很有净土法门正确的法义，甚至有些话都成为我们净土宗的一些经典名言，如“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等等，就熟在人口，被广为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