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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佛教的发展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佛教发展情况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一。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佛教发展概况
二十世纪初中国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对佛教和道教提出了的严峻挑战，但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对西学东渐的冲击，当时一些社会精英纷纷从佛教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来应对，佛教内部高僧大德辈出，促成了清中期以来长期衰退的中国佛教在变革中出现振兴势头，并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些影响延续至整个20世纪，如曾就学于圆瑛、应慈、震华等人的真禅法师对上海佛教发展作出的贡献就是其中一例。“’长三角地区佛教在中国佛教生存发展的总体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佛学出现的复兴趋势，是中国知识分子弘扬中国文化传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种曲折反映。诚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佛学思潮的组成上主要有三种成分：一是居土佛学；二是僧侣佛学；三是学者的佛学研究。其中以居士佛学的影响最大。特别是杨文会及其所创的金陵刻经处，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及其所创的支那佛学院，对中国佛学的复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佛教团体的建立及学术活动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居士佛教的发展较引人瞩目。上海居土致力佛教复兴，南京居士侧重佛学研究，杭州居士则侧于两间。在杨仁山创建的金陵佛学研究会之后，以会、社、居士林、精舍等命名的各种居士佛教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如上海的居士佛教团体既多，活动亦较频繁。上海佛教居士林是由佛教界重要僧人和以上海工商界名人为主的居土佛教组织。国学大师马一浮在杭州创建般若会，主要由学者组成，以研究佛学为主旨。《般若会约》曰：“本会暂就发起因缘之地设在杭州，俟其力渐充，以次推行遍十方界。”可知其先尚有将理想推向进一步的设想。般若会作为一个佛教学术组织，实际性质更接近于近代中国最早的研究佛教的一个纯学术性组织。
佛日《近现代居士佛教》一文较全面回顾了近现代居士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1918年江谦居士在浙江婺源建‘佛光社，，率众同修净土。1920年，王森甫听太虚大师讲经后即席组织‘武汉佛教会’，后改组为‘佛教正信会’，人会者达数千人。1922年，吴璧华居士在永嘉成立‘莲池海会’，后来他又被推为‘杭州佛学会’会长。1930年，胡子笏等发起成立‘华北佛教居士林’于北平，该地的居士团体还有周叔迦等于1941年成立的‘中国佛学研究会’等。工商业者云集的上海，居士佛教最为活跃，先后成立的居士团体有‘上海佛教居士林’、‘上海省心莲社’、‘上海佛教净业社’、‘功德林佛学会’、‘真净莲社’、‘法明学会’、‘上海佛教青年会’等。天津、长沙、宁波、重庆、成都等各大都市，乃至偏远的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
20世纪上半期在浙江一地发生的一些重要佛教活动，往往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如九世班禅主持之杭州灵隐寺时轮金刚法会便是其中之一。20世纪30年代，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流亡内地期间，曾启建九次时轮金刚法会，其中之一在杭州举行，时间是1934年4月15日到4月18日，产生了较大影响。法会结束后，上海市长吴铁城特派许啸天赴杭迎请班禅到上海。班禅莅沪后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宗旨是培养青年、弘扬佛法、沟通汉蒙藏文化。
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佛教对外交流情况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中心，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这一地区发展。经济的发展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佛教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民国以来佛教寺院经济多带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在各寺庙经营中皆有所反映，如上海玉佛寺等都产生了相应的管理模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佛教的对外交流活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佛教大力推动和开展有组织、有规模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乃为当时中国内地其他地区所少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由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佛教界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界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适应形势，自我调整，是中日两国佛教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佛教人士中有1906年月霞赴日本参访考察，在东京为留日学人开讲《维摩诘经》、《圆觉经》、《楞伽经》等，1917年太虚赴日参访，对日本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实地考察，认为日本之所行与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拟订的各种计划“不谋而合”，革新意志更加坚定。与此同时日本佛教界僧人和居士学者也多因讲经弘法、实地考察等方式，来上海、杭州等地与中国佛教界交流。
与南传佛教国家间的交流。如1915年2月圆瑛赴新加坡、槟榔屿(今马来西亚)弘法，同年9月经暹罗、缅甸、印度，请得佛舍利、贝叶经、玉佛后回国，此后30佘年间，圆瑛先后6次赴南洋弘法。又如1930年前后太虚弟子慈航法师赴缅甸仰光弘传大乘佛教，先后组织仰光中国佛学会、仰光佛学青年会，创办佛经流通处，设立义务夜校和义务诊疗所等。1936年1月慈航回国，带回缅甸文三藏两部，其中一部赠上海世界佛教居土林。1931年2月黄茂林受上海佛教净业社派遣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学梵文和巴利文经典。南传佛教国家也主动与中国佛教界交流。如30年代有锡兰僧人纳罗达，40年代有锡兰佛徒克兰佩等在上海、杭州等地，或用英文在电台讲经弘法，或帮助组织学法团去南洋，或创办中英文佛教刊物等。
与欧美国家的交流。近代基督教在吴越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向佛教提出尖锐挑战，激发了佛教徒自强图新的精神。为适应东西文化融汇的时代趋势，佛教徒亦开始主动向欧美传播佛法。太虚法师是近代第一位以大勇精进之心力赴欧美弘法的僧人，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佛法净化世界为宏愿，经数年酝酿准备，于1928年8月从上海出发，9月抵法国马塞开始对法、英、比、德诸国访问，期间进行演讲，会晤各界名流，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在法、中、英、德、美等国设通讯处，推进世界佛化运动。次年2月太虚抵美国，访问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举行佛教活动，应邀至哥伦比亚大学等演讲。太虚于1929年4月回国，欧美之行历时7个多月，促进了佛教在世界上的传播。”‘
但客观地说，虽然二十世纪上半期以上海及附近地区为主的佛教人士在与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中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个中原因，可以讨论。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佛教先行者的活动使整个中国佛教界开阔了眼界，汲取了时代气息，直接触摸到现代西方文化脉搏，开始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来考量中国佛教的现状与命运，意义不容低估。
民国期间上海佛教报刊杂志情况
上海是中国佛教报刊杂志的发源地，也是出版最多的地区。民国时期上海的佛教报刊杂志有33种之多，其各自历史尽管有长短，但对促进民国年间佛教复兴都起过一定作用。兹列表以示民国时期上海33种佛教报刊基本状况。

2、于放生处设香案。备净水杨枝，中供观世音菩萨像。众等以慈眼视诸众生。念其沉沦，深生哀悯。复念三宝有大威力，能救拔之。法师手执水盂，默念想云：一心奉请十方慈父，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降临道场，加持此水，具大功勋，洒沾异类。令彼身心清净，堪闻妙法。

3、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延。灭罪除愆、火焰化红莲。

4、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三称）

5、称圣号：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兵（三称）

6、菩萨柳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

7、腥膻垢秽尽蠲除令此坛场悉清净

8、大悲咒（若干遍。随绕各生灵处洒净。）

9、南无甘露王菩萨摩诃萨（三称）

10、香花迎香花请南无一心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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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常住佛法僧三宝。（三称）

2、十方三宝，释迦本师，弥陀慈父，宝胜如来，观音菩萨，流水长者子、天台永明，诸大士等。惟愿慈悲，证知护念，今有水陆、飞行诸众生等。为他网捕、将入死门、弟子某等发慈悲心、学菩萨行、赎其身命、放使逍遥。承顺大乘经典，代为忏悔。授与三皈。称扬十号。及说十二因缘，但以此类，罪障深重。神识昏迷。不能了知，方等深法。仰乞十方三宝，威德冥加。令其开悟，早得解脱，佛子，念汝多生业重，堕在畜生。今为汝等，对三宝前发露罪愆，汝当志诚，随我忏悔。

3、忏悔：（法师唱一句大众和一句）

4、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

5、心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三遍）

6、南无求忏悔菩萨摩诃萨（三称）

7、南无清凉地菩萨（三称）

8、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干帝，娑婆诃。（三遍）

9、唵。萨斡巴钵。月斯普咤，怛贺啰。斡资啰耶。娑诃。（七遍）

10、诸佛子，汝等不闻三宝，不解皈依，所以轮回三有，今堕畜生，我今授汝等三皈依法，汝今谛听，诸佛子等。